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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

虽然这些问题在许多学者的论文和专著中已经有了许多探讨，可惜许多工商人士没有读到，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确实还只停留在书斋里，没有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他把儒家传统的家族伦理改造为职业伦理，这样就与工商社会有了兼容性。

他指出，以往把士列为四民之首，视商人为利禄之徒，是不对的。儒家后来倡导德本财未（《大学》），孔子强调先富后教（《论语·子路》），说不义而富与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又见《论语》同篇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且即从道德生活言，商贾大都比农人好动，远离乡井，旅行冒险，精神可佩。故商人于打破旧风俗习惯，改革旧礼教，促进新道德的产生，常有其特殊的贡献。而以身发财的人爱财如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或铤而走险，或贪婪吝啬，最后必然是身败名裂、身亡财空。

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发展工商业，构筑中国社会的基础，这是中国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儒家德本财未的思想主要是针对个人在道德修养和追求富贵方面而讲的，今天在工商经济时代，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确立基本的价值观是亟须的，同时也要强调工商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统合孟荀，建构仁礼统一的儒学思想体系。

（荀悦《汉纪·成帝纪二》）《汉书•艺文志•序》也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正因为如此，儒经被看成是古代圣人的精心制作，是安身立命、治理国家和规范天下的大经大法。[62]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9页。[42]袁济喜：《百年孤独话国学》，《国学的信视野和新诠释》，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31页。

孔子经过整理发掘了这些典籍的思想蕴涵，同时用它们来教育学生，全面地继承了上古以来的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刘向在《七略佚文·诸子略总序》中还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1951年，顾颉刚就说：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37]蒋庆先生说：‘国学就是以‘四部为形式特征、以‘经学为学术本源、以‘理学为义理核心、以子史集为辅翼流裔的‘六艺之学。

孔子顺应学在官府向学移民间的历史潮流，创立私学，主张有教无类，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等八科43门，并具体规定了各分科大学所包括的学科门类，其最大特点是将经学列为群学之首，单独开设了经学科，并在经学科设置了11门，强化了经学的研究门类。如果要一个称呼，应该叫华学。这样的研究其实已经很多了，但……没有抓住其文化精神、精蕴、精义，做的是单纯术层面的工作，而没有与道联系起来，不是在道统摄下的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

盖惟其为常道而已，惟其为不可变易之道而已，此就经之大体言之也。[64]熊赐履：《学统自序》，徐公喜、郭翠丽点校《学统》，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哲学家却不应该限于这种历史的考据，应该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建立自己的系统，因此提出，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分之则两收其益[30]。经学所表达和传承的思想内容无疑是非常丰富的，但核心是什么？这得从经的含义谈起。

从立义的角度言，四部都是一心。《韩诗外传》卷二：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当然，历史上这种子学升格为经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往往也有其局限性，如宋明理学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升格为经，凸显的是天道性命内圣之学，忽视了《荀子》、《春秋繁露》、《中说》等礼乐制度外王之学，所以今天有学者提出新四书，不同意传统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代表了儒家道统的观点。其次，在儒家学说史上，六艺或五经一直处于群学之首、万学之源的特殊地位，按照这一思想，一切古代其它领域的学问均可视作围绕、阐述六艺、五经的某一方面，或以六艺、五经精神为依据的产物。[39] 当代学人对新国学的内在结构的探讨多从国学学科定位角度出发，一般认为新国学应该是一个学科整体，其分科办法既要遵从国学传统，强调国学的独特性，也要与时俱进，与民国时期以西方的分科法为基础进行划分不同。

孔疏引正义曰:国有学者,国谓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这些内容是一种真实的体验，包含了个人的生命感受，而不只是文字的简单解读，我们所说的经学应该是这样的。

古之传说，而今可遮拨，则非常道，经之道不如是也。顺四时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

房中术、医术都是方技。如今呢？国学也者，范围指涉大异于前，实只是中国学问之概称。

传统国学研讨似乎不能满足我们的时代、文化语境、世界文化格局、现代民族精神等的需求，所以得在国学的根底上重新考虑它们参与我们文化心理构造、民族文化特质建立的方式和办法，这就是新国学概念提出目的，即试图对国学观念进行重新审视或批判，以构建能够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的新国学概念，真正表现中国学术的主体性、独立性与整体性，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奠定深厚的学术基础。《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他声称六艺不惟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如前所述，方勇教授主张新子学以思想史为对象，并不包括经学，史学，古代文学和古代自然科学史。

但孔子既远承圣帝明王之精神遗产，则亦可于儒学而甄明中华民族之特性。[34] 今天的学科体系是按照现代西方学科分类系统划分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全盘西化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体系中的反映，对中国古代有机整体的学术思想分类体系进行了全面肢解，根本没有考虑到经过两千多年形成的四部之学有一系列内在依据的根本合理性，实际上从学术根本上解构了中国文化，其影响是深远的，后果是严重的。

[⑨]这个界定比较明确，但对其中谈到以西方学术为参照来研究国学则引发了学术界的异议，如楼宇烈在《中国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应当承认，借用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来比照中国文化的某些观念，以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梳理中国文化中原来比较模糊的概念和理论，在一些领域与一定范围内确实促进和提高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水平，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以及分析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早期儒家学者学孔孟荀都重视经典，但他们对经典抱有一种开放、自由、灵活的态度，立足现实，创造出社会人生之学，也就是子学，构成了早期经学发展的系统，早期经学的发展靠的是生命哲学，是对人性的认识，是一种价值论和伦理学，我认为这是经学的实质内涵。

[⑧]肖云儒：《称国学为华学是否更好——序岘峰山人说》，《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这样，早期经学不但没有压制思想创造，反而造成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与此相应，儒学在中国文化中起着主体性的地位。[26] 也就是说，20世纪以来，相比较新文学、新经学、新史学，新子学没有形成整体力量，只有作为一家一派的分散子学，如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等。[②]王淄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3页，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有学者从国学这一称谓的弊病出发,力主饶宗颐的华学说。

[44]并称经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特彼辈之转经学为史学是下意识的，我辈则以意识之力为之，更明朗化耳

……缺乏这样的历史文化资源。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在西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来意蕴了。

与一般学者对新国学界定不同的是，他把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文化，特别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的学术成果也都纳入到新国学的概念中。目前，某些学科地位的界定，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实际利益。